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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保持適度寬松融資環境促進經濟平穩發展
          瀏覽:5929 時間:2015-03-25 來源:經濟參考報

          2014年經濟增速放緩的同時,社會融資規模絕對量下降,對經濟的支撐作用明顯回落。本文從經濟發展、金融支持、國際國內比較等角度出發,分析了我國當前融資環境,并對2015年融資環境發展趨勢和貨幣政策走勢進行了研判,對相關領域改革提出了建議。

          經濟發展需要合理的融資支撐

          社會融資總量是一定時期內實體經濟從銀行、證券、保險等金融機構,通過信貸、債券、股票、保險及中間業務等市場獲得的全部資金總額。主要包括三方面:一是金融機構的資產運用,即本外幣貸款、信托貸款、委托貸款、金融機構持有的企業債券、非金融企業股票、保險公司的賠償和投資性房地產等;二是實體經濟利用規范的金融工具、在正規金融市場、通過金融機構獲得的直接融資,如銀行承兌匯票、非金融企業股票籌資及企業債凈發行等;三是其他融資,如小額貸款公司貸款、貸款公司貸款、產業基金投資等。發達國家雖然缺乏完整的社會融資統計,但信貸、債券、股票、保險等金融市場發展完善。在我國,相當長時期內貸款是實體經濟融資的主體。本世紀初以來,隨著資本市場發展、金融監管與金融創新的增加,我國商業銀行表外業務和股票、債券等融資方式不斷增加,社會融資內涵日益豐富。2011年人民銀行開始社會融資規模和結構的統計。

          社會融資總量和結構由多種因素決定。社會融資規模反映了金融和經濟之間的相互關系,決定因素主要來自實體經濟、金融發展和貨幣環境三個方面。首先是經濟活躍程度和貨幣化程度,經濟內生動力越強,企業投資收益越高,融資意愿和能力相對越強,融資需求越大,主要表現在經濟上行期融資需求擴大快。同時經濟貨幣化程度越高對融資需求相對越大,但這是一個相對長期的歷史過程,對短期社會融資的影響有限。其次是金融發展水平,金融覆蓋全面,金融結構合理,金融深化程度較高,為實體經濟提供融資供給的能力越強,表現就是金融市場發達國家融資能力相對較強。再次是貨幣金融環境,貨幣政策環境松緊程度,金融機構風險偏好程度、融資成本高低程度,通過融資供求雙方和價格影響融資規模和結構。此外,經濟發展結構、金融體系結構等決定了社會融資結構。

          社會融資總量與經濟之間應保持相對穩定的關系。金融是現代經濟的核心。但融資規模過大或者過小都不利于經濟發展,過大說明實體經濟發展特別是企業的自有資金不足,對外部融資的依賴程度過高,而且有可能引起物價上漲、經濟泡沫甚至是金融風險。如果這一指標過低,則意味著經濟缺乏活力,或政策偏緊,或者經濟金融結構不夠合理。國際經驗表明,一個成熟健康的經濟體,經濟發展與社會融資規模之間一般保持大體穩定的關系。以社會融資總量與GDP之比計算,美國1990-2014年正常年份都在50%上下,其中主要是債券和股票融資,銀行貸款一般占2%左右。日本和歐元區的社會融資規模和GDP比,在正常年份也保持基本穩定。國內地區之間也呈現類似特點,數據表明,地區社會融資規模與區域經濟增長、投資和消費存在較強的正相關關系,相關系數分別為0.69、0.45和0.56,而與物價存在一定的負相關。

          我國經濟發展與融資的關系

          1990年特別是進入新世紀以來,除個別年份波動較大外,我國社會融資總量與當年GDP之比,大致穩定在20%-30%。這一比例略低于發達國家水平,是由于我國經濟、金融結構和發展水平決定的,預計短期內這一穩定關系不會發生根本改變。

          我國社會融資規模偏離合理區間的原因。首先是超寬松政策一度導致社會融資規模過大。為減少國際金融危機影響,2008年底我國出臺四萬億刺激政策。受此影響,2009-2010年,社會融資與GDP之比達到40%和35%。恰恰是融資規模的飛漲,引起了房價和其他商品價格的飛速上漲、無效投資大量增加。數據顯示,2009年全國商品住房價格上漲25%,遠高于2000-2013年年均9%的漲幅,2010年和2012年消費者價格漲幅超過5%,生產者價格漲幅接近10%。大量鋼鐵、水泥、電解鋁、煤炭等項目集中上馬,為今天的產能過剩埋下伏筆。其次是融資需求低迷導致社會融資規模偏低。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,1999-2000年我國經濟僅增長7.6%和8.4%,遠低于改革開放35年年均9.8%的增速,1998年出現的通貨緊縮,直到2003年才徹底擺脫緊縮影響,與此相關的,由于當時貨幣政策沒有明顯放水,因此社會融資量偏低,與GDP之比不足10%。此外,我國金融體系不夠完善,資本市場融資能力弱,銀行等金融機構在利率非市場化環境下主導金融體系,也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國融資供給能力。

          金融結構決定我國貸款占比偏高。以資本市場主導的金融格局的發達國家,銀行貸款在社會融資中的重要性普遍偏低。即使在銀行主導的國家中,我國銀行貸款占比也是偏高的。近十幾年隨著金融脫媒和資本市場的發展,我國銀行人民幣貸款占比從95%降到2013年的51%,與此同時信托、委托和票據等商業銀行表外業務從零起步,2013年占比已近30%。同時,債券和股票融資占比從5%提高到11%。

          目前我國社會融資出現偏緊態勢。2012年以來我國經濟進入增速放緩、結構優化、動力升級、方式轉變的新常態,融資需求有所放緩風險有所提升,同時客觀上需要經濟適度增長。與此同時,2014年以來,受監管強化影響,表外業務明顯收縮,帶動全年社會融資規模較上年減少1萬億元。類似融資規模收縮僅在2004年和2011年出現過。盡管當前規?;痉从沉巳谫Y意愿和融資能力的現實,但一方面融資結構中,票據融資和信托貸款的大幅收縮,在一定程度上卻加劇了融資難和融資貴,增加了經濟困難。另一方面,保持經濟平穩運行,離不開適度寬松的融資支撐。從這個意義上講,2014年以來我國的社會融資環境有進一步放松的必要。

          未來我國融資相關政策走向

          合理的社會融資規模水平,有利于促進經濟發展,優化經濟結構,改善融資環境,增強金融與經濟間的良性互動關系。當前,我國經濟發展面臨下行壓力加大,同時穩增長、調結構、防風險的任務更加突出。為保持經濟穩定發展所需的融資環境,預計2015年社會融資環境將有所放松,相關制度和政策將呈現以下趨勢。

          一是在堵住不規范金融行為的同時,進一步放寬規范金融行為,滿足社會融資需求。一方面,原有大部分影子銀行業務是監管套利行為,在當前經濟形勢下,容易誘發風險,所以規范影子銀行意義重大。另一方面,穩增長必須的融資環境又要保證。因此,堵住偏門、后門的同時,應該進一步開大信貸等規范融資渠道的正門。

          二是繼續實施結構性貨幣政策,確保滿足重點領域和區域融資需求。從領域看,"三農"、住房保障等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短板,也是培育經濟新增長點的突破口之一。2014年,創新了PSL、定向降準等政策,有針對性地滿足了這些領域的融資需求。預計2015年還將繼續擴大和創新手段。另外,經濟下行期,金融機構的風險偏好總體下降,科技創新領域因為風險大而融資困難,但這確是增強經濟長期競爭力的關鍵。監管當局應該適當鼓勵這些領域的融資行為。從區域看,西部地區更加需要金融支持。西部地區社會融資規模變化一單位,GDP變動0.18個單位,東部地區則只有0.14。這說明,西部地區金融市場相對不發達,實體經濟對社會融資規模的依賴程度較高,而東部地區企業效益相對好、生產效率相對高,自有資金較為充足,資金來源渠道較多。

          三是加快資本市場和投資銀行業務發展。當前經濟處于重大結構調整階段,很多傳統產業已經達到頂峰,下滑具有趨勢性、長期性和不可逆性。即使如此,由于國有企業具有政府隱性擔保等,市場機制作用不靈敏。行業自身認識不清,再加上現代化金融服務跟進慢,行業兼并重組進展緩慢。為服務實體經濟升級和自身經營發展,傳統金融機構走投行化之路幾乎已成共識。這就需要相關政府部門加快資本市場發展,放松和完善傳統金融機構從事投行業務的管制。

          四是2015年我國社會融資規模和相關政策走勢判斷。首先是全面非對稱降息還將繼續。理由是經濟增長乏力需要降低融資成本,大宗商品價格和由此引致的國內CPI走低為降息騰出空間;現實中銀行在利率市場化背景下競爭加劇,已經通過不同方式在主動降息苗頭。之所以仍然是非對稱,是因為總體上看仍然是金融業盈利能力強于實體經濟,而且,適當漸進降低銀行利差水平,將有助于增強利率市場化改革背景下的銀行生存能力。其次是還將降準1個百分點左右。在存款準備金率偏高情況下,2月初的降準對流動性和提升經濟的實質意義有限,外匯占款減少要求央行拓寬貨幣發行渠道。再次是銀行監管政策將適當放松,在傳統產業下行、資產質量惡化情況下,存貸比等銀行監管將會適當放松。最后是金融脫媒和利率市場化大背景下,股票和債券市場發展進一步提速,占社會融資比重進一步提高至18%左右。綜合判斷,2015年社會融資規模將超過17.5萬億元,占GDP比重穩定在25.5%左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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